在美国经济复苏过程中，有三个问题值得提及：一是失业率从6.4%降为6%（5月份）。
在发生股价暴跌时，政府不应轻言救市，只有在真正出现金融系统性风险时才能考虑救市。而此次救市从深度和广度上都是前所未有，争议也一直伴随。
二、现在：救市 在2015年6月底股市暴跌之后，救市之声不绝于耳。图1：上证指数与标准普尔的市盈率对比 第三，政府只有发生金融危机时才应该救市。随着泡沫的演进，各类财务造假、信息误导、内幕交易、股价操纵层出不穷，进一步冲昏了散户的头脑，但证监会的执法显得既迟缓又缺乏力度。仅仅是流动性还不足以激发投资者的热情。直到股灾开始后的7月3日，证监会今日才通报：一名湖北股民通过发布暴风科技虚假消息套利8400元，被证监会通告并移交公安机关查处。
股市前期大涨1～2倍，现在为什么就不能大跌30％？到6月中旬A股估值已经严重偏高——A股平均市盈率32倍、不含银行则高达57倍，中小企业板85倍、创业板150倍。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再启改革，未来改革红利令人期待。运用不同的分析框架，所得出的政策结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所谓或有负债，是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记载，却早晚必须偿还的负债。我认为这一套分析有重大的缺点。它必然要过渡到一种新的常态。第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清盘或者在破产保护下重整。
大体上在两点上比较一致：第一是GDP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甚至中速增长转换。因为增长有个结构问题，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超过1%，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不到1%。
这种变化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发展服务业，它却发展不起来，为什么这两年突然发生了改变呢？总结来看，就是我们从十八大前开始、十八大后更进一步推广的两项改革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2013年服务业进一步提高了增长率，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中国的第一大产业。还有一项重要的改革项目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进行的实验。在这方面，我们要汲取日本的教训。
过去中国对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净出口，第一是因为在高消费、高福利导向下，西方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在储蓄和投资之间有很大的缺口，需要靠从发展中国家净出口来填补。其余的方案还没有看到。坚定有序地推进改革，保证合意的新常态得以确定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当前应当把提升增长速度，还是应当把推进改革放在优先地位，学术界和经济界一直有争论。所以，总而言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效率的要点，就是要发展服务业。
我认为他们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第一，让农民工变成市民，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
为了适应这种变化，我们必须选择一定地区进行适应下一步世界贸易和投资规则升级的改革试验。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先是国家计委提出需要进行增长方式从粗放到集约的转变。
我们过去大量投资建设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长期就业数量并不大。这样，我们就面临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增长速度下降过程中，效率没有改善，原来由GDP数量扩张所掩盖的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而且会造成减速过快，加剧经济社会矛盾。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在国内市场上也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需要维持8%以上的GDP增长率，因为要保就业。因此，仅有增长减速而没有增长质量的提高，并不是我们希望见到的一种常态。经济学考虑问题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是资源具有稀缺性，做了这样就不能做那样，因此有一个选择的问题。
例如有人说，城市化可以使消费需求提高，因为农民进城以后消费需求会有很大的提高，所以只要加快城镇化，消费需求就提高了。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资的办法刺激经济，但正面效果愈来愈差，负面效果愈来愈大，这使许多人认识到它不是个好办法。
控制和消解风险，保持宏观经济稳定 中国宏观经济当局的负责人都在讲话中指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虽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风险，但总体上是可控的。服务业的发展曾经是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
只要采取正确的措施，系统性风险是能够避免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
改革开放对提高效率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两项改革仅仅是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的小试牛刀，虽然它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的问题，但是小试牛刀尚且能够起这么好的作用，应该增强我们对于改革能够解决问题的信心。第三，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而增加劳动者收入的首要办法，就是发展生产，提高效率。
除了采取以上这类堵塞漏洞、释放风险的措施，还应当辅之以宏观经济当局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适度的短期调节。因为只有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立一个好的经济社会体制，才能优化结构，转变方式，确立由较高效率支撑的中速增长的新常态。
另一方面，开放使我们能够通过引入外国的设备和技术，很快地提高中国的生产技术水平。据计算，其中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欠账就高达几万亿元。
1986年发生内需不足的问题以后，日本政府为拉动经济增长，启动了大规模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计划，结果酿成了最后的大崩盘。2009年以后，用4万亿投资（两年）和10万亿贷款进行刺激，结果造成了增长率的短期回升，但货币超发、负债增加等消极后果也同时发生。
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一种误解。所以要增加劳动者消费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们的收入。还有一些其它的次要因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对于建设中国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带有基础性的意义。
首先，它用错了分析框架。一方面，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城乡隔绝的状况，大量过去低效利用的农村劳动力和农村土地转移到城市，这种结构变化使资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
即使政府能够给予补贴，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来的。这几年的情况非常明显，最近三年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下走的，但是就业状况却有所改善。
对于一些破产企业的债务，停止由政府出资实行100%的刚性兑付，来避免加大道德风险。及早归还这类欠账，可以减轻偿债压力，还能创造更有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